在明末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，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的情況下，要籌集這樣一筆龐大的軍餉，辦法只有讓皇帝、親王、勳戚和大官僚地主拿出銀子來。

    然而地主階級貪婪吝嗇的本性決定了此路不通。朱由檢在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對諸大臣時說道：“去歲諭令勳威之家捐助，至今抗拒，全無急公體國之心。就是省直鄉紳也不捐助。及至賊來，都為他所有了。怎麼這等愚？”

    朱由檢在指責勳戚鄉紳時，頗有點旁觀者清的味道，可是一談到自己的內帑就暴露了他同樣財迷心竅。他說：“賊定要大剿，定要用大兵，只是錢糧若不出於民間，就該發帑藏了。目今帑藏空虛。因糧與加派無異，前查約數若干限二日內奏奪，如何不見奏來？”

    皇帝帶頭叫窮，勳戚和鄉紳也抗拒不捐，增加的兵餉就只有全部壓到髓乾血盡的貧苦農民身上了。

    楊嗣昌的建議，這二百八十萬兩銀子的主要來源是按田畝加派。在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據盧象升的建議，凡繳納地畝糧稅在五兩以上的加徵若干。

    這種方法稱之為因糧，其特點是由納稅糧多的地主承擔加派。儘管它歸根結底還是落到佃種地主土地的農民身上，但一般農民繳納稅糧不可能達到五兩以上，也就不在加派之列。

    盧象升的建議多少考慮到了當時農民的實際狀況。他明白，農民們之所以紛紛起義是因為無以為生，再要從他們身上榨取更多的銀錢，勢必驅使更多的人蔘加流寇。

    楊嗣昌作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，堅決反對這種“分別貧富”的“因糧輸餉”，主張不再區分稅糧多少，按田畝一體加徵。他說：“因糧輸餉，前此盧象升奏行一年，不能應手。良由宦室富民從來飛灑、詭寄，以避大戶差徭，如今欲分貧富，其事甚難，只分得個巧拙而已。”

    崇禎帝急於把中原流寇鎮壓下去，只要能拿到養兵的銀子就不計後果，立即同意楊嗣昌的建議，一律按畝均輸。這就是許多史籍上語焉不詳的“改因糧為均輸”的內容。

    崇禎十年閏四月，朱由檢正式下詔加征剿餉。詔書說：

    “流寇蔓延既久，生民塗炭已極。不集兵會剿，賊不能速除；不多措錢糧，兵不能大舉。帑部匱詘，設處無方。廷議改因糧為均輸，暫累吾民一年，除此腹心大患。籌思再四，萬非得已。……今責成所在撫按，大張榜示，備述朝廷為民除殘、多方軫恤至意。遍集官吏，嚴行戒飭，遞布鄉村，詳加勸諭，使遠邇盡知，貧富均納，果能遵行無擾，自然好義樂輸，剿功告成，一體敘錄。”

    加餉二百八十萬兩，“改因糧為均輸”，無異是朱由檢、楊嗣昌為代表的反動統治階級飲鴆止渴。在朝廷討論增兵加餉的時候，楊嗣昌就說過：“黃河以南，大江以北，東西七、八千里，止有州縣城池尚在，其餘村落殘破難堪。臣昨從湖廣荊州?襄陽二府、河南南陽?開封二府過來，親見地方數百里無一莖青草，人民相食，至不忍言。”

    接下來在這個方案施行之後，得出的結果，必然是把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趕至起義軍一邊，直接導致了崇禎十三年以後中原流寇的大發展。

    除了加派以外，楊嗣昌還建議查覈“溢地”，說是農民開墾的田地超出了原先的田畝數額，查出之後計畝徵稅對於解決增餉也不無小補。在當時大面積土地拋荒的情況下，提什麼清查“溢地”，簡直是痴人說夢。它無非是爲了避免大地主增加負擔而巧立名目，加緊對貧苦農民蒐括的又一法罷了。

    戶部尚書程國祥迎合朱由檢和楊嗣昌的意圖，別出心裁地引唐代為例，建議稅房間架，向城市居民徵收門面稅。朝廷據此釋出詔令說：“暫借民間房租一年”。

    規定不論大、小戶，一律按門面徵收稅銀一錢。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，自行規定“每門面之內有房一間即稅銀一錢。”⑽北京城裏的小戶人家怨聲鼎沸，象明世宗時百姓把皇帝的年號嘉靖呼為“家淨”一樣，他們也“呼崇禎為重徵”⑾，藉以發泄對朝廷苛捐雜稅的不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