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蕭國興，當了志願軍。因為在戰爭期間受了重傷，幾經輾轉送回祖國的醫院。

    雖然醫好了傷，但是留下了終身殘疾，再也不能上戰場了。

    對此我很是懊惱，20歲的大小夥子，卻錯過了報效祖國的機會。

    出院之後，我跟幾個參加過抗戰的同鄉都被安排到生產隊，建設國營農場。

    之後又被分派到西部的一座大山，搞工程。但是，具體是什麼工程，誰也不知道。

    奇怪的事情，就從那座大山裏開始了。

    1950年12月，寒冬，大山再高也擋不住西北凌冽的寒風。

    白天勞動還好一點，頭上有太陽，再加上幹活，身體一直動著，總能保持一些溫度的。

    晚上可就冷的沒法睡了，都是好幾個人摟著抱著，相互擠在一起取暖。就那樣，大風仍像針扎一樣的刺骨。

    我們是最早到達的隊伍，開荒的任務理所應當就落在了我們身上。

    咱們都是共和國的戰士，再艱苦的條件也從來沒怕過，睡一睡野地算得了什麼。

    直到1951年開春，許多生活資源和基礎設施才相繼運送進大山裏投入使用。

    住進了有頂、有牆的屋子，雖然比不上自家燒的火炕，但是比開荒的時候不知道強了多少。

    跟我一起來的，一共有三個人，都是同鄉。其他的工友，聽口音也都是南方人。

    剛開始，白天勞動、晚上睡覺。後來好像是要趕工期，一日三班倒，早中晚都要勞動。

    1951年4月13日的晚上，我和兩個同鄉劉兆陽、顧小堂陸續起床。吃了點口糧，給水壺打滿熱水。

    穿好棉衣準備去上工，才發現宿舍裡少了一個人，沈源。

    和另外兩個人一樣，沈源也是我的同鄉，21歲。他是個可憐人，抗戰開始的時候父母都被鬼子殺了。他是跟著鄉親們逃難，吃百家飯長大的。

    後來參軍加入了打鬼子的革命隊伍。1949年建國退伍，進了生產隊。

    我問劉兆陽和顧小堂，他們都說不知道。

    起初，我們仨也沒有太在意。因為沈源的大衣和手電都沒在屋裏，心想他可能是去茅廁了，也就沒有出去找。

    直到後來，我們都上工1個多小時還沒見沈源回來，這才擔心起來。

    顧小堂自告奮勇，說：“要不我去找找吧？”

    我和劉兆陽對視一眼，表示同意。

    然後，我們三個跟其他工友打了招呼，顧小堂去找沈源，我和劉兆陽去給隊長報告。

    隊長聽說後，安排了幾個下班還沒有休息的工友去找人。

    這裏是深山老林，又是大半夜，誰也不敢往遠處走，指不定哪一腳踩空，人就不見了。

    幾人先去茅廁轉了一圈，沒有找到。在附近轉了轉，結果連顧小堂也不見了。

    工友們又回到宿舍，前前後後都找了一遍，還是沒有兩人的蹤跡。

    正當我們著急上火，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，顧小堂突然回來了。

    只見他臉上、頭上、身上，滿身都是泥水，狼狽不堪。

    我一把抓住問他：“小堂，發生什麼事了？沈源呢？”

    “是啊，你去哪了？大家找了你們好幾趟啊？”劉兆陽也急切地問。

    顧小堂不說話，直勾勾地瞪著大眼珠，神情也慌里慌張的，好像剛剛發生了什麼恐怖至極的事情。

    隊長先扶他坐下，讓人給他倒了杯熱水，又安慰著：“小顧同志，彆着急。你先緩一緩，喝口熱水！”

    幾分鐘後，顧小堂的情緒稍稍平穩，喝了兩口熱水，斷斷續續地給我們講：“晚上11點多，我……我跟劉兆陽和蕭國興，陸續起床，準備上夜班。那會兒，我們就發現，沈源不在宿舍。”

    說著，看了看我和劉兆陽，那意思是“他們倆也知道”。

    隊長征詢的目光看向我們倆，我們點點頭，隊長示意顧小堂繼續。

    “然後，我們三個人就一起去工地了。結果，過了一個多小時都沒見沈源來上班，我們就開始擔心起來。”

    他喝了兩口熱水，接著說：“我就說去找沈源，蕭國興和劉兆陽也同意。”

    “對，是這樣的。”見隊長詢問的眼神又瞟向我們倆，劉兆陽開口答道。

    旁邊，文書在記錄。

    “我回去，先去茅廁找，碰見了下班的工友，就是三組的郭有才。我就問他，有沒有看見我們組的沈源，他說沒有。我又回到宿舍，見沈源的水壺還在，說明他還沒有去上工。”

    說到這，顧小堂的呼吸又變得急促起來，隊長給我和劉兆陽使眼色。我倆趕緊過去安撫，一邊拍著顧小堂的肩膀，一邊勸他彆着急、別害怕。

    顧小堂哆哆嗦嗦地說：“之後，我又去了隔壁隊組，我在茅廁……在茅廁發現……”

    顧小堂的情緒越來越激動，渾身像篩糠一樣顫抖起來，和剛進門的時候一樣。

    眼看他又要失控，隊長也起身過來。

    可讓人萬萬沒想到的是，顧小堂突然從椅子上蹦起來，搪瓷杯裡的熱水灑了一身。

    他渾身劇烈的顫抖著，緊握著杯子的手衝着我大喊：”蕭國興是惡鬼！蕭國興是惡鬼……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