聽了朱盡忠的話，崇禎臉上卻是泛起苦笑。

    “朱愛卿，這錢糧二字，要想解決，卻是談何容易！你可知道，目前朝廷已開的遼餉與剿餉，所徵之數額，卻從未收足過，僅供官軍尚且匱乏，要來安置投降流賊，實屬難矣。”

    聽了崇禎嘆氣的話，朱盡忠也明白皇帝所處的困境。

    以遼餉為例，自遼東戰事起，從萬曆四十六年四月開始，遼東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後，發兵撫順，明遼東軍餉驟增300萬兩，時宮內雖有積儲，但不肯撥發。為解決軍餉不足，於是援御倭例，每畝加派3釐5毫，共增加賦銀200多萬兩。

    至天啟元年，前後不過四年時間裏，遼餉用銀即達一千七百二十萬兩，平均每年支遼餉四百多萬兩。前三次遼餉加派共九釐，合計加徵銀兩四百八十多萬兩，其中在扣除北直隸和地方其他用途，還結餘三百萬兩不到，而僅山海關一地，即年需耗銀四百萬兩，更不用說敷用整個遼西之地了。因而僅遼餉一項，雖已弄得全國民不聊生，但收到的銀子總數有限，對邊軍的供應還是十分不足。

    況且,即便這樣,那些個好不容易收上來,並沾滿百姓血淚的餉銀,也不可能足額發放到前線，發放到每一個為國效命計程車兵手中，用到作戰的需要上。

    在銀兩發放過程中，各級官僚和將領，都是在本就不足的軍餉中，層層貪汙和剋扣。所以明末的戶部尚書畢自嚴稱：“即令東奴戀棧長伏穴中，不向西遺一矢，而我之天下已坐敝矣。”

    崇禎一臉無奈地望向朱盡忠，不料，朱盡忠卻目光炯炯地回望著他，然後清晰地說道：“陛下，現在大明百姓皆已疲弊，生存十分艱危，萬不可再向其收取稅銀了。但臣以為，陛下當可向江南、山西等處的豪富鉅商，收取商稅，以資國用，當是目前最為可行之計矣。

    崇禎滿面疑慮，復向朱盡忠問道：“你這條建議，今年年初之時，曾有武生李璡，就曾向朕上疏奏過此事，言道讓朕括刮江南富戶，請蒐括臣宰助餉，行首實籍沒之法，以實國庫之虛。結果，卻是朝野反對之語激烈，多名朝臣欲要朕，將李璡拿下並交由刑部拿問，朕念李璡有直言之功，只將其流放了事。朱盡忠若這般行事，朕只恐你在朝中，再難立足矣。”

    朱盡忠聽了崇禎這般疑慮重重的問語，一時也陷於沉默。

    略讀過一點明史的他，便知道崇禎所說之事，並非虛言，就在今年四月，那武生李璡，向崇禎皇帝提出鬼片，這條讓江南富戶交納稅銀的建議之後，朝廷中，幾乎所有其下產業的官員，都站了出來強烈反對。

    尤其是首輔溫體仁，大學士錢士升，御史詹爾選等人，更是言語激烈，非要將李璡押入刑部大獄，方纔肯罷手。幸得崇禎積力保全此人，遠遠流放到雲南，方了此事。

    在這些人中，以大學士錢士升的上疏最為有代表性，他在疏章中說：“乃疏言：“自陳啟新言事，擢置省闥。比來藉端倖進者，實繁有徒，然未有誕肆如璡者也。其曰縉紳豪右之家，大者千百萬，中者百十萬，以萬計者不能列舉。臣不知其所指何地。就江南論之，富家數畝以對，百計者什六七，千計者什三四，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。江南如此，何況他省。且郡邑有富家，固貧民衣食之源也。地方水旱，有司/令出錢粟，均糶濟飢，一遇寇警，令助城堡守禦，富家未嘗無益於國。《周禮》荒政十二，保富居一。今以兵荒歸罪於富家朘削，議括其財而籍沒之，此秦皇不行於巴清、漢武不行於卜式者，而欲行聖明之世乎？今秦、晉、楚、豫已無寧宇，獨江南數郡稍安。此議一倡，無賴亡命相率而與富家為難，不驅天下之民胥為流寇不止。或疑此輩乃流寇心腹，倡橫議以搖人心，豈直藉端倖進已哉！”疏入，而璡已下法司提問。帝報曰：“即欲沽名，前疏已足致之，毋庸汲汲。”前疏謂《四箴》也。士升惶懼，引罪乞休，帝即許之。

    朱盡忠當然也知道，自已這樣做，幾乎是在同整個明廷官員在作對。畢竟在這朝堂之中，多為江南之地的官員，且基本上所有的官員，家中私下都有產業，在他們看來，這個可惡的朱盡忠，此法卻是要拿他們開刀無疑。故所有的朝臣在得知風聲後，便會立刻對朱盡忠群起而攻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