和徐總分開後，我並沒有急著回賓館，而是折回他公司的大廈。

    剛走進大堂，看到幾名穿著工裝的中年婦女結伴走出來，其中就有那名保潔大姐。

    我雙手抱在胸前看著她，保潔大姐對同伴說要去趟衛生間，讓她們先走。等同伴走遠，我慢慢走出大廈，保潔大姐也跟著出來。

    我對她說：“我們找個地方聊聊？”

    保潔大姐指了指馬路對面，低聲說道：“可以，那邊有個小區公園。”

    從天橋過馬路來到這個公園，我找了個偏僻無人的角落。保潔大姐神色慌張，都不敢正視我的眼睛。

    我問道：“你是苗族人？”

    “嗯，是的。”保潔大姐也沒否認。

    於是我告訴她，徐總的事情是我在調查，現在基本已經能夠確定就是你給下的蟲降，不過我希望能瞭解一下原因。

    保潔大姐警覺地看著我：“難道你沒告訴他，也沒報警？”

    我笑了：“我和徐總認識不到十天，他這人有什麼習慣，你肯定比我更清楚。我要是告訴他，你覺得自己還能站在這兒和我講話嗎？”

    保潔大姐覺得也是，她嘆了口氣，給我講了原委。

    她姓陶，是文山的白苗人，幾年前丈夫生了場大病不能幹活。她爲了多賺點錢養家，只好千里迢迢跑來到上海打工，把每個月賺的錢全都寄回家裏。

    在這大廈的物業公司也已經當保潔員兩年多了，一直做得不錯，但物業公司規章很嚴，只要接到住戶投訴，就要扣除當事人的部分工資。

    平時都很少有人投訴的，一般做保潔員的，大多都是家境不太好的中年婦女，她們打工不容易，工作也努力，沒什麼可投訴的。

    就算偶爾有哪方面不太滿意的地方，也沒人真的會打電話投訴。

    但自從徐總公司搬到這座大廈後，陶大姐的生活就變了。

    徐總這人最大的習慣，就是喜歡和從事服務行業和底層工作的人較真，整座大廈裡，從保潔到快遞員，從維修工到保安，幾乎都被他罵過和投訴過。

    陶大姐除了負責徐總公司所在的樓層，還要打掃徐總公司的內部清潔。

    有一次她在打掃辦公室，正好趕上徐總加班還沒走，他正在吃蛋糕，因為知道每晚都會有人打掃，就隨手把包裝紙和蛋糕渣都扔在地毯上。

    陶大姐走過來，看到這個情況就開始打掃，又隨口說了句“今後最好扔在垃圾箱裏，地毯不好清掃”的話。

    徐總生氣了，覺得陶大姐是在說他素質低，隨後兩人吵了起來。

    從那次開始，徐總就經常找她的麻煩，今天找碴明天挑刺的，但也只是說說，並沒有真的去投訴。

    某天晚上，陶大姐下班時在電梯裡撿到一個錢包，她也沒開啟看，直接交給物業公司。

    公司經理爲了避免說不清，就當著陶大姐的麵開啟錢包，清點裏麵的物品。有現金、鑰匙、銀行卡和身份證。

    物業經理仔細看了下身份證，突然開口：“咦，這不是XXX公司的那個行政總監徐總嗎，他，他居然是個女的？”